在笔者的有限记忆中，每到假期，各级教育部门都会出台类似的“严禁”，禁止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有的地方，还明确有偿补课师德一票否决，前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划出十条师德红线，其中一条就是教师课外有偿补课。可是，这么多禁令、一票否决、红线，还是没有禁住教师有偿补课。这是值得教育部门反思的。

    可以说，在两年前发布“师德红线”后，再另搞一个“补课红线”，就是对“红线”的讽刺，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把治理有偿补课变为了行政部门的行为艺术——这就是表明一个高度重视的态度，反正已高度重视，发布过禁令了，再补课就是老师们不遵守禁令了。有关严禁有偿补课的禁令从来就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各地治理起来，基本上就是一阵风，抓一两个典型，就不了了之，很快又死灰复燃。不少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有旺盛的补课需求，导致有令不止，在笔者看来，教师有偿补课，主要原因不是来自社会的补课需求——这一需求可由教育培训机构满足，而是教师本身有参与补课获得报酬的需求——我国教师的待遇问题没有得到很好保障，权利与责任不清晰，是有偿补课乱象的根源所在。

    在日韩等国，社会的补课需求也很旺盛，可是，义务教育公立学校老师却不会到培训机构补课，这是因为日韩等国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公立学校的教师，是国家教育公务员，享受相应的待遇，与此同时，必须履行相应职责——如果一名教师选择做教育公务员，就不得到培训机构有偿兼职，反之，如果他想去培训机构上课，就不得再担任教育公务员。由于教育公务员的待遇保障比较优厚，因此教师很珍惜这一职务。

    我国却不然，在实行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后，教师的待遇还是不高。由于教师待遇不高，随之出现两方面问题，政府部门对治理有偿补课不理直气壮——这么点工资你让教师怎么活，于是对有偿补课睁只眼闭只眼，而教师也不怕一票否决，尤其是一些名师，否决之后他正好去办培训机构，可能比在学校里还挣得多，这实际抓住了教育部门的软肋。教育部门也担心留不住优秀教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教师的管理、评价还由行政部门主导，因此在对教师进行处理时，也主要看行政意图，这也让教师缺乏职业荣誉感。在教育部门想以开除、师德否决来“威慑”教师时，有许多的教师有职业倦怠感，想着跳槽。

    能否借鉴他国经验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近年来的两会上，已有代表、委员提案，如何进一步建立完善教师相关职业制度规范，明确教师权利、责任，是推进义务教育教师轮换的前提，也是治理教师有偿补课的前提，这一前提性问题不解决，所谓的“红线”，不过是一次次的狼来了，说多了，恐怕连教育部门自己也不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