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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23时许,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悉,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父母均在外打工。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儿童死亡原因展开调查。

  三年前,贵州毕节曾发生震惊全国的5个孩子死在垃圾箱的事件。针对其中有4名学生处于辍学状态,毕节市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这无疑是想得很周全的措施,尤其是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已经超过很多专家的建议,然而,悲剧还是再次在毕节发生了。

  必须追问的是,当时政府宣布的措施,是不是只是为了应对舆论压力的表态,在宣布之后,根本没有排查,也根本没有一对一帮扶,连6000万经费也是空头支票?从近年来发生的留守儿童伤害事件看,地方政府在事故发生后,表态都是积极及时的,宣布的措施都很给力,可之后不落实实施的,比比皆是,这导致问题再次发生,对此,必须切实建立长效机制,来解决留守儿童的求学和生活问题。

  据报道,当地村民反映,1个月前,4个孩子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孩子父亲去年种的玉米。平时,4个孩子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虽然当地政府否认孩子是因贫困自杀,以及是他们自己要辍学,可是,还必须追问,毕节是怎样解决留学儿童的求学问题的?这几名学生为何辍学?如果老师上门找了学生,为何发现孩子没人监护却没引起重视,当地政府是怎样一对一帮扶的?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各级政府有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未成年人必须有成人监护,在这起留守儿童致死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失职是显然的。不少舆论在事发后再次提出建议,比如,要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生存问题,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帮扶,给他们关心。而这些措施,当地政府早就想到了,对于怎样保护留守儿童,政府部门官员根本不需要教,他们能说出一系列完备的方法帮助留守儿童,包括不留死角,一个也不能少,可这是作秀,现在缺的是行动,行动,还是行动。对于这起4名儿童自杀事件,要追查三年前政府部门的承诺是否到位,不能只有表态没有行动,如果没有到位,应追究地方政府官员以谎言应对公共事件的责任。

  相对于救助留守儿童的具体招数来说,当前乡村教育的治理机制建设更为重要,为何留守儿童的问题一再出现,各种招数都已想到,可解决起来却乏力呢?根源在于,村民无权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很多地方,只是被动等待政府的措施,没有也就没有,纵有意见,也无可奈何。只有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对教育投入、经费使用、孩子权利保护等进行民主管理,才能走出现在地方政府部门高调重视问题,现实中却不解决问题的困境。

  另外,对于2000多万留守儿童,我国中央政府和各地省级政府,必须有统筹解决的系统方案。在当前,由于户籍制度和高考录取制度的局限,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留守儿童还会很长时间存在,那么,对于留守儿童,我国政府必须启动建立国家监护制度,率先对这部分父母监护人在外的儿童,实行国家监护,由国家履行监护责任—在发达国家,所有儿童都基本实行国家监护制度,由国家保障儿童的生活、求学和医疗。只有对留守儿童建立国家监护制度,才能切实保障每个留守孩子在父母不能有效履行监护责任时,孩子照样拥有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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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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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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