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有讲师、副教授都要争取成为正教授，才算“修成正果”，“职称拥堵”，是无解的。——正高职称的数额是有限的，总不可能一再扩大正高规模。“职称拥堵”的根源在于，所有资源都朝有“头衔”、“身份”的正教授集中，因此，没有“头衔”、“身份”的讲师就处于学校的最底层，难以获得科研项目、学术资源，也在办学中没有多少话语权。这和我国的学生，都想报考名校，从而把升学演变为“名校独木桥”一样。

消除“职称拥堵”，不是增加正高职数，而应消除按头衔、身份管理、评价人才，配置资源的模式。在欧美国家的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助教，就可以招博士生，也就是我国的“博士导师”，而在我国，现在很多大学，博导还是一级学术头衔，往往先取得正高职称，才能遴选为“博导”，虽然有部分大学开始进行改革试点，允许讲师、副教授也可竞争“博导”，但是，讲师、副教授能招博士的还是少数。教学上如此，学术研究上，论资排辈就更严重。

在目前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中，没有副教授头衔的青年教师，要申请到国家重大课题十分困难。在课题申请中，有各种显赫学术头衔，诸如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学者，以及有行政职务者，诸如校长、副校长、院长，有着普通教师不可比拟的“人脉优势”。甚至院士就明确拥有比其他普通学者高人一等的特权，是某些重大课题的当然主持人，和某些重大评审的当然负责人。这和欧美国家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只看学者本身的能力，而不看头衔，完全不同。在美国，就是获得诺贝尔奖，当选院士，在申请课题时，也与年轻学者一起竞争，谁有能力做出研究，就给谁做，没有任何人拥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学者所获得的奖励、头衔，只是对其学术贡献的肯定，代表学术荣誉，仅此而已。

在这样的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头衔很重要（体现教育和学术声誉），但这不影响到学者的生存和发展。在美国大学，一名青年助教和一名正教授的薪酬待遇，相差并不是特别大，而在我国，处于底层的年轻讲师，很多时候要“寄生”在教授的课题组里干活，给教授打工，自己根本无法独立去申请到课题、项目，维持生存，青年助教和一些富翁教授的收入差距，可以达到10几倍，甚至数十倍——刚毕业的博士到手的收入，只有三四千（甚至还不到），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而有的教授，各种奖励、津贴，尤其是加上课题提成，全年收入可达到上百万。媒体曾报道过，大学里有骑飞鸽自行车的教授，也有开宝马的教授，同样是教授都有这么大的差别，就更别提讲师和教授的差距了。这就也就无怪乎大家都要盯着正教授职位。——一旦评聘为正教授，各种利益随之而来。

如果这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不改变，“职称拥堵”将成常态，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本有教育和学术理想的青年，会不堪拥堵，而选择逃离——近年来，就有一些优秀的学术人才，在博士毕业之后，放弃学术研究，认为看不到前途在哪里。而要改变目前的管理和评价体系，关键在于推进教育和学术的去行政化，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在教育和学术评价中，进行同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力量主导评价。包括职称评审，这本就是行政化评审的产物，在欧美大学，教师并不评职称，而是由学校根据教师的能力、贡献，聘请担任教授职务，教师的待遇与职务相关，而不与所谓“职称”挂钩。

与此同时，对于所有教师，都实行年薪制，不是由教师自己去挣工分赚钱——目前，我国高校的薪酬是“工资 津贴 奖励”，其中，奖励部分多由教师自己做课题挣来，结果导致，教师就围着课题、项目、经费转，而课题、项目、经费又总是给有学术头衔、行政级别者，使整个高校充满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教育和学术都成为各显神通的利益争斗。

只有让每个教师在高校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和学术，充满理想，不去想着争取头衔，再以头衔谋求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职称拥堵”，高校的教育和学术才能恢复正常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