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近年来的大学新任校长就职演说，相比过去，少了“套话”，“官话”，多了不少“干货”，因此，就职演说，也就成为社会舆论观察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的重要窗口。过去三年中，曾经有多位大学新任校长因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态在担任校长之后，不再申请新课题，不申报成果奖项，而广受赞誉，因为这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重要信息——新任校长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加清晰的定位。这也是所有新任校长就职演说的一个基调，即做好“职业化校长”。

像中科大新任校长万立骏提到的“当好服务员”，以及北大林建华校长提到的“论是教师学生，还是校长院长，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对校长职业化的阐释。校长的重要职责，就是管好一所学校，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氛围，为教师、学生服务。这让笔者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话“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以及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柯尔曼曾在访问中国大学提到：“我虽然是校长，但是我的权力也很小，我不能命令其他人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我只能鼓励教授们干什么，并且尽可能地调动资源，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并且为他们服务。”

但是，仅有表态还不够，如何让校长的就职演说落地，则更为关键。这就需要进行学校制度构建。事实上，类似当好教师的“后勤部长”这样的话，早就挂在我国大学校领导的嘴边，但现实中，由于缺乏现代治理结构，大学的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都集中在校领导手中，有的校领导很快就忘记就职演讲时说过的话，非但没有为师生服务的意识，还越权去干涉教育和学术决策，并由此滋生出教育和学术腐败。

美国大学校长说自己的权力很小，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校长只有行政权，而不掌握教育权和学术权，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因而，就是校长想用权力去命令教授干什么，也做不到，教授根本不会理睬这种越权的指令，如果校长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教授，“高人一等”，那么，后果将十分严重，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会对校长提出不信任案。而与美国大学校长的权力受到制约不同，我国大学的校领导，却在校内有较大的权力，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在教育和学术事务决策上，有时也说一不二。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的职业化，就更多取决于校长本人的自觉，而不是一项制度安排。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国大学校长虽已有职业化的意识，可是，在究竟才能怎样当好大学校长方面，还没形成统一的共识，在有的校长宣布不再带研究生的同时，也有校长宣布要继续给本科学生上课，比如清华的新任校长。而对校长的“不同选择”，都有点赞和反对者，对不带研究生点赞者认为，不带研究生可以一心一意做好学校管理，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反对者认为，带研究生，也是在接触学生，是校长“亲民”、了解学生的重要渠道。当然，对给本科生上课，点赞和反对意见正好反过来。

如果学校，有校长职业化的制度安排，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问题。首先，校长的重要职责就是担任职业化的校长，应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对校长的考核、评价，除了管理业绩之外，不再考虑教育和学术因素；其次，如果学校建有民主管理、决策机制，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学生自治，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可以通过畅通的渠道，到达校长，且校长还被监督，何须校长通过授课了解学生，表达“亲民”？

所以，我国应该就校长职业化，加快制度建设。我国教育部对大学校长的任命、管理、考核，已经明确要实行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应围绕这一目标，明确校长的权力、职责。如果有明确的制度，校长将更好地处理个体与制度、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校长必须在制度框架下履行职责，但可以给校长岗位注入自己的个性，制度保障学校精神、文化的传承，防止权力滥用、滋生腐败，而校长个体，则关注于学校管理，因卓越的教育管理成就、服务师生的效率，而成就为真正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