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上午，北京大学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宣布，林建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免去王恩哥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王恩哥透露，将到中科院任职。

对于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舆论普遍关注两点，一是林不是院士，此前4任北大校长都是院士；二是王恩哥成为蔡元培后，任职最短的一届北大校长，自2013年3月接替周其凤后，他在任时间不足两年。

这两点放在一起，让人确实有些看不懂，前者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信息——按管理学校的能力选拔校长，而非按学术能力选拔校长；后者却有些背离校长职业化、专业化——一名校长只在校长岗位上干2年就离职，校长任期也太短了，林建华此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甚至比王恩哥还短。

这表明，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可是，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摆脱校长行政化，因此，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并不彻底，有关部门在选拔校长时，还受到行政思维的影响。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任命985高校校长，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是院士，坊间流传“院士出校长，校长出院士”，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但这种选拔校长的规定，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选任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把只懂学术研究，不懂教育管理的院士，选拔到校长岗位，这既是对院士本人的浪费，也是对学校管理的不负责。有意思的是，由于有的院士并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去从事行政管理，有关部门为了说服院士出任校长，一边赞其为担任行政职务做出“牺牲”，一边为其创造条件，允许其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做学术研究，这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和学术不分，影响整体的学术风气，在普通师生看来，这是行政权力通吃。

院士是最高学术荣誉，还有人曾经把学校校长是不是院士，与学校的地位联系起来——如果校长不是院士，就感觉校长缺乏话语权，学校的地位也低不少。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态，一来说明我国的管理和学术管理体系，还看等级和头衔；二来说明大学关注的是校长有何身份，而不是他的治校能力。

这种情况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有所改变，该纲要明确提到，我国要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2011年年底，教育部开始推进公选校长改革的试点，公选校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2012年2月，没有院士头衔的陈吉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这被认为是破除了清华、北大校长必须是院士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朝校长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校长的职业化还不彻底。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大学校长的级别并没有取消，北大、清华等31所985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长级行政级别，因此，有关部门还是按管理干部来管理校长。具体有两个做法，一是对校长实行任期制，明确要求一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不得连续干2个以上的任期，并提出明确的年龄限制；二是对校长进行轮换，校长从一个学校校长岗位转任另一所大学。从管理干部角度，这并无不妥，这可防止校长在一个岗位呆得过久，形成自己的势力，滥用权力，但是从校长职业化角度来说，却有诸多问题，包括，如果校长任期过短，这会让校长只关注任期政绩，而不思考学校的长远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曾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甚至把校长长任期制视为学校成为一流大学的经验；另外，一个人适合当人一所大学校长，却不一定适合担任另一所大学的校长，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风格不同，对校长的要求也不同。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校长职业化的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在担任校长不到3年后，调任环保部；王恩哥和林建华，不断刷新校长任期的最低年限。很显然，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受制于行政化，如果不取消校长行政级别，不改革校长选任机制，职业化和专业化，在行政化面前不堪一击。

只有坚定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推进校长公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才会首先按教育家，而不是官员选拔校长，也才会真正做到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