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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每每提起我国的影视、文学创作,“尺度”,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由于审核较严、“尺度”很小,因此,创作空间被挤压,影响了优秀的作品问世。 
 

    春晚语言类节目,多年来呈现“疲软”之势,见不到讽刺力度大的佳作,就被认为受“尺度”所限。因此,当羊年春晚“讽刺尺度突破30年之最”的消息传来,大家无不期待,大“尺度”之后,语言类节目,将涌现出怎样的佳作。

         但现实却有些令人失望,三个反腐主题节目——相声《这都不是我的》、《圈子》,小品《投其所好》,相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同样讽刺官员、领导的春晚相声、小品《打扑克》、《巧立名目》来说,情节的设计,语言的幽默感,都欠火候,“一点也不好笑”,就更别提突破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可能还是与“尺度”有关——创作者内心的“尺度”。或受多年来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创作者已习惯了在某个“尺度”范围内创作,虽然“尺度”放宽,可他们已经不适应了,还会自我设定“尺度”:对放开“尺度”将信将疑。也许在他们看来,能允许讽刺官员,就已经突破“尺度”了,观众期待的是讽刺出意境来,而创作者只满足讽刺就行——你看,已经讽刺了官员拍马屁、收车、收房、养情妇,这已经够大“尺度”了!

         但更主要的,恐怕不是“尺度”,而是创作的深度和态度了。尺度和环境对创作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尺度并非创作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所有原因,把创作的问题全部推给尺度问题,与把个体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全部推给体制问题,是同一思维——大家都在“尺度”、“体制”的理由下,心安理得地满足于低水平。当“尺度”、“体制”的理由不再存在,这就会变为“裸游”,显现出真实的深度、水平和态度。

         不论“尺度”究竟如何,创作者都必须坚持创作的底线,要深入生活,潜心创作,不能闭门造车、自以为是,更不能将他人作品占为己有,剽窃、抄袭。据报道,为创作春晚反腐小品,有关创作者还到一线体验生活,纪委还专门为创作支招,可是,从最终呈现的节目看,似乎看不到半点到一线体验生活的影子,因为这些故事情节,已经“老掉牙”了,很多新闻揭露的贪腐情节,比节目设计的情节,曲折、“精彩”许多。可以说,节目创作时,挖掘的深度并不够。

         这是一个流行快餐文化的时代,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在“赶场子”,尽快“出活”,因此,也就急功近利,缺乏对作品进行“打磨”的工夫。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一样,离开了深入的钻研,对高品质的要求,却希望出一流的作品、成果,只是痴人说梦。

         其中,最重要的,要坚持诚信的底线,这是创作的基本操守,也是最基本的态度。在这一方面,春晚节目,交出的答卷,并不合格。按说,讽刺腐败,并不是所有语言类节目出彩的关键,其他题材的语言类节目,并无多大尺度的限制,甚至可以说尺度超大——春晚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一直遭遇歧视、侮辱、讽刺、挖苦弱势群体、残疾人、女性的质疑,今年有关歧视性用语的质疑,更达到一个高峰——可是,却没有多少出彩的作品,这就要检讨创新、创意能力的匮乏了。

         要有创新,前提必须有保护创新的环境,然而,在举国瞩目的春晚舞台上,语言类节目,却频频遭遇抄袭质疑,今年居然有2个小品——冯巩的《小棉袄》,和贾玲和瞿颖合作的小品《喜乐街》,同时遭遇质疑,这让人很不是滋味。但春晚的出品方——央视,却采取以前遭遇质疑时的一贯做法,对此不加以回应,甚至还有人,对抄袭质疑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故意找茬。如此态度之下,抄袭被不了了之,有多少人有原创的动力?这种态度,也是我国时下学术界的普遍态度,在高喊着创新,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同时,对其轻描淡写的处理。

尺度、深度、态度,不只是我国文艺界需要思考的问题,教育界、科学界等其他领域的工作者,也需要对这三者的关系进行思考。突破“尺度”,这需要推进改革,打破制约发展的体制,但是,“尺度”不能成为不投入、不创新、不诚信的理由,就是在现有“尺度”之下,其实也有创新、创造的空间,关键在于每个个体是选择依附,还是选择坚守。如果大家都放弃坚守,那么,突破尺度、体制的力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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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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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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