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年浙沪开始实施新的高考改革,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说,不赞成这个方案，比如说外语考两次,没有人会考了第一次后就觉得满意,就算自己不考,还有来自家长、老师的压力。（南方都市报3月2日）

这不是葛剑雄委员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意见。事实上，还有不少教育专家、校长、教师，也表达过类似意见，可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切实纳入决策程序。我国去年出台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并没有公开听取意见的程序，也没有把高考改革方案提交人大讨论、审议，而是由行政部门制订、颁发，因此，高考改革方案在颁布后，遭遇质疑，也在意料之中。

沪浙高考改革方案，是对国家高考改革整体实施意见的具体细化，两地的方案，大同小异。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只进行科目的改革，却没有进行录取制度的改革。而众所周知，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按计划根据学生高考科目总分集中录取，这导致整个基础教育，围着升学教育而转，从幼儿园开始，学校、老师、学生就关注未来高考的核心科目学习，其他学习和能力培养则被“边缘化”。在集中录取制度下，不管科目怎么改，考试次数怎么设计，都无法改变基础教育的基本教学方式。

葛剑雄认为，“中国高考的矛盾不是在考试本身，是在整个社会给高考造成的压力。现在中国大学毛录取率只有40%，但是却没有引导好另外60%人员的分流，所有的学生还是涌向高考这条道路。”这有一定道理，但必须注意的是，为何社会会给高考造成压力，把高考作为出口？那是因为高考制度造成的升学教育模式。——既然学习是为升学服务，社会关注高考，也就顺理成章。只有打破升学教育模式，让读书服务于学生的生活、生存，把每个学生培养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能让社会把对升学的关注，转向对人成长的关注。进一步说，如果升学教育模式不变，教育被分为层次（普通教育高于职业教育一等），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就是取消一本、二本录取批次后），学生和家庭都关注最高层次、最高等级的名校，就不可能有多大改观。

而打破升学教育模式，就必须改革集中录取制度，推进教招考分离，通过大学自主招生、社会组织评价，让中小学自主教学。对此很多人却缺乏明确认识，认为推进自主招生，会制造招生腐败，进而反对自主招生。这样一来，高考录取就维持集中录取制度，只有在科目上做文章。这就是眼下高考改革的思路。

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除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改变基础教育升学教育模式外，还会有助于提升高考公平，而不是破坏公平。这样的自主招生，基本模式是以统一测试成绩为基础，学生用统一成绩申清大学，大学自主评价、录取，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其中，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是自主招生的最本质特征，通过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并开门办学。

我国部分高校过去10年间实行的自主招生，却不具备这些特点，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这样的“自主招生”，非但没有打破教招考一体化格局，建立多元评价，还滋生腐败，败坏自主招生的名声。国家为此对自主招生进行规范、调整，将自主招生移到高考之后进行，这本可朝真正的自主招生靠近——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后，大学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者提出申请，学校独立进行录取，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但遗憾的是，移到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仅仅把笔试和面试、确定自主招生优惠的程序放到高考后，从各校已公布的自主招生方案看，而且由于时间紧，能入围自主招生的学生大幅减少（通常为学校自招名额的2倍），学生的选择权也极为有限（大部分学校都把自主招生笔试面试时间安排的6月13、14日），这样的调整有多大价值呢？

高考制度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牛鼻子”，而录取制度又是高考改革的“牛鼻子”，高考改革必须抓住关键，而不能绕过核心问题做所谓的改革。实现这样的改革，不能指望由行政部门来设计、推动，因为这涉及部门的核心利益，只有充分听取意见，并把高考改革纳入立法程序——全国方案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地方方案由地方人大讨论、审议，才能达成更广泛的高考改革共识，制订更有价值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