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校长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这是丢人的事”。（新京报3月10日）

我国在任命31所具有副部级级别的985大学校长时，通常会在校长后面加一个括弧，括弧里写上副部长级，以表明校长的级别。这貌似提高校长的地位，但却是在贬低学校和贬低教育——一所大学校长，要用级别来体现自己的尊严吗？在我国的行政级别体系中，校长位列副部，感觉上官已经做得很大，可这校长应该是官，在乎自己的级别高低吗？按照级别体系，作为副部的校长，是不是得听有更高级别的上级的？

但道理虽是如此，可龚克校长，还是捅破这层纸的“第一人”。其他很多高校校长，并不认为这是“丢人的事”，还觉得是自己的光荣、学校的骄傲——我国有些大学，就对外宣自己是副部级高校。他们没有意识到，副部级和高校组合在一起，就在向社会宣告，大学是“官场”，而不是纯粹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学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成为行政的附庸、一级政府部门，失去大学的灵魂。

行政级别的存在，导致大学办学有严重的行政化趋势，学校办学听命上级部门，没有办学自主权，学校内部治理，也由行政主导，实行行政治校。为此，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一步重申，“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迹象，“逐步”变得遥遥无期。

那么，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阻力在哪里？

首先在上级行政部门。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涉及到诸多既得利益。对于上级行政部门来说，如果学校的行政级别取消，那么，安排有关官员，到学校去解决级别晋升问题的机会就大为减少，近年来，从部委厅局级岗位空降到高校担任校领导的，不在少数。另外，如果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那么选拔校长的方式、管理学校的方式，都得调整，现在由于有级别存在，因此，有关部门可以级别为理由，对校长进行选拔、考核和评价。而由于选拔、考核、评价的权力都掌握在行政部门，校长在办学时，也就自然会眼睛朝上，围绕政绩指标办学，追求短期政绩。

其次在校长和学校行政人员自身。毋庸置疑，在大学行政化这一问题上，校长和行政人员，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校长既有行政权，还有教育权、学术权，既有副部（或正厅）级别，是一级高官，还被称为教育家、“学术牛人”，如果去行政化，校长将失去行政级别、官员身份，同时自身的行政权会受到制约，不能再掌控教育权和学术权，而是要服务于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因此，抱怨学校没有自主权的校长颇多，主动呼吁取消校长级别的校长却少之又少，更多的则是找各种理由，继续保留行政级别，诸如，“大学去行政化，难道就是取消校长级别吗？”“取消校长级别，在官本位社会，大学的地位可能更低，现在校长去找政府部门，因为有级别，所以处长、科长会理睬你，今后没有了级别，谁理睬你？”“其他事业单位，也有行政级别，为何要拿学校的行政级别说事呢？”，等等。

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当然不是全部，只是一个环节，但这一环却很关键，只要级别存在，对校长进行“官员化”任命、管理就不可能改变——两会上，代表委员质疑校长任期越来越短，任命校长普通师生无权参与，就因把校长作为官员对待——甚至，社会舆论对校长的评价，也会“官员化”，某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升迁到部委或地方政府做省部级干部，会被认为是校长有出息，这怎么能引导校长安于在校长岗位？

在取消级别之后，还要调整教育拨款方式、教育决策方式。要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而不再是由政府主导拨款，迫使学校必须“跑部钱进”；并建立大学理事会，理事会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包括遴选校长，这让大学的办学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同时，也让校长办学，对理事会即全体师生（理事会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只是行政部门的意图）负责。

更重要的是改革机制。目前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在国家层面，是由行政部门牵头，在学校层面，是由学校行政负责，而这两方面力量，恰恰都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是要求要放权的对象，很显然，要求行政部门、学校行政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利益，是极为艰难的。这也是我国学校去行政化改革，动静不大的重要原因。大学的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在认知层面早已不是问题，这已经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不然就不会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相关改革措施，可是，却在推进、落实中，遭遇行政化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改革难以推进，对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又回到发现问题、揭示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层面，这是极为尴尬的改革处境。对于代表、委员来说，现在已不是抨击行政化问题的时候，而是要督促有关部门执行规定的时候——为什么5年前就说要取消校长级别，现在为什么不取消？对于取消校长行政级别，有无具体的时间表？不能把已经制定的国家纲领性文件，不当回事。再就是，要意识到，必须建立更有力的改革机制，才能摆脱改革知易行难的困境，改革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主导，负责审议改革法案，要求政府放权，并监督政府放权、学校依法构建新的管理体系，而不能就由行政主导改革。为此，有必要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立法推进教改，这也是重大改革都要做到“于法有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