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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部长万钢11日在记者会上说,今后每个科技计划都由一个高层组成的战略评审和综合评审委员会,来做出战略决策咨询,科技项目具体评审由专业机构进行,政府各部门不再介入项目管理,科技成果要进入科技体系向全社会公布。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事中、事后的监管和绩效评估,来推动发展。


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包括科研立项、科研经费监管、科研成果评价,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化问题——由政府主导立项、对项目实行行政评价、进行行政监管,导致科研“重立项、轻研究”,滋生科研腐败,评奖“过多过滥、跑奖要奖”等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纲要,和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都提到要推进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也就是说,政府要退出科研项目管理,要交给专业机构实施,实行学术管理、专业同行评价。

这次科技部明确表示,政府各部门不再介入项目管理,这是对前述两个纲要的具体落实。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能够真下放吗?下放的权力,谁来接?能不能接好?

解决政府部门真正退出项目管理的问题,必须破除既得利益。从自上而下的方式看,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政府部门主动放权,调整对科技管理的思路和政策。科技部领导已经做出这方面的表态,但尚需实际行动。其中存在一个问题是,这还是用行政的方式,去推进行政权力退出,如果政府部门还坚持把实际的学术管理、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放权就不彻底,甚至变为形式。

另一种更有效的途径,应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法案,明确政府的责任,要求政府放权。目前国家的科技体制改革,还是由政府主导,并没有纳入立法程序,依照“重大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的原则推进改革,才可能让改革得到顺利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府退出学术管理、评价,发挥专业机构的学术管理、专业评价作用问题上,我国政府部门通常有两种态度,一是以国外也有政府计划、奖项为由,坚持政府评审、评价,其实,国外的政府计划、奖项,貌似由政府主导、颁发,比如美国的国家年度教师奖、总统奖,可是评选全部由行业、专业协会组织进行,总统只是代表政府颁奖;二是专业机构的公信力更差,更容易被利益交换操控。对此,万钢部长也提到,“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国际经验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依托专业机构管理科研项目也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各个国家对专业机构设置也有多种模式,有的独立于政府之外、有的是隶属于政府,有的是委托社会化非营利机构管理。”在我们看来,不管哪种模式,都必须坚持专业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如果离开了独立性和专业性,那么,专业机构依旧是行政的附庸。

我国的第三方管理、评价确实还不成熟,但这是由于行政力量过于强大,给行业中介机构生长空间过小所致,政府部门需要坚定去推进放权,培育第三方中介机构成长。而与此同时,专业机构自身的规范、成长、强大也十分重要。必须承认,改革需要博弈,如果没有博弈,政府行政部门就不会感受到改革的压力,也不会主动放权,我国的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应该在推进政府退出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积极争取属于自身的管理权、评价权,督促政府部门依法放权,这是推进政府放权的重要力量;其次,要推进行业自治、建立并完善行业规范,树立专业评价的公信力。这一点,在我国社会尤为重要,如果专业评价被潜规则侵蚀、钱权交易污染,那么,政府退出管理的改革就会受阻,新的学术管理、评价体系就难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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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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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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