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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熊丙奇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

 

近日,一则“湖南高考理科第二名从北大退学,复读拿下理科第一名”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据报道,今年的湖南高考理科第一名名叫杜青云,今年高考成绩的裸分为698分,有20分的加分,来自文郡洋沙湖中学,是一名复读生。2016年,杜青云曾以704分拿下湖南高考理科第二名,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大约大三时退学复读;至于其退学的原因,大家也不是很确定。

 

近年来,高分考生进入名校后退学复读的现象并不少见。最为引人瞩目的是2013年辽宁文科第一名刘丁宁被香港大学录取,并获得72万元全额奖学金,然而开学不久,刘丁宁选择退学,回家复读。刘丁宁表示,退学是因为对香港学习方式的不适应,以及追求更纯粹的国学。第二年,刘丁宁再次夺得辽宁省文科第一名,并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

 

高分(甚至“第一名”)考进大学之后再退学复读的学生,各有各的原因。他们复读之后继续拿“状元”、高分,令不少人“佩服”,也激励不少高分学生走这条路。从个体角度看,考上名校,因“不适应”、“不适合”而选择退学、复读,这些学生是有勇气的,甚至带有某种“励志”色彩。但是,从生涯发展规划角度看,这暴露出生涯教育的缺失;从高等学校招生、培养角度看,这反映出我国高校没有健全的学生退学、转学机制,仍旧把高考作为全日制高校的重要甚至唯一入口,这已经落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

 

减少这类现象,提高学生对学校、专业的满意度,我国基础教育应该重视对学生的生涯教育,同时,要改革招生、培养、管理制度,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探索建立自由申请入学、自由申请转学制度。

 

湖南这名学生当年考进的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很多高分、“状元”学生的梦想。他在就读两年后,选择退学复读表明,他并不适合这一学校、这一专业,要么是自己对学校、专业不满意主动退学,要么学业成绩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被退学。而不管是何种原因,都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在考大学之前,他可能并没有想好要上什么大学、专业,只是“随大溜”,进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不喜欢,进而也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动力。

 

2013年的辽宁文科“状元”刘丁宁选择最初港大,也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父母、老师的选择。如果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和家庭重视对学生的生涯教育,让学生了解大学、专业,认识自我的个性、兴趣,鼓励、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和专业,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减少。

 

最近,舆论很关注“江苏文科第一名”不能报考北大清华这一话题,抛开江苏的高考录取规则不谈,网友认为第一名就应该进北大、清华,是什么逻辑?北大、清华真适合他吗?很多人只看到学生在鲜花和掌声中进北大、清华,却没有看到他们进北大、清华学习的不如意、挣扎。舆论的这种论调,就是在对高分学生做选择大学和专业的规划,而选择进什么学校、专业,是学生的权利。在美国,一名SAT满分学生可能放弃哈佛,选择一所职业学院,学习烹饪,今后的理想是当大厨,没人会觉得这奇怪,如果在我国,这肯定会“炸锅”。

 

大三时从北大、清华退学,如果要继续在国内读全日制高校,必须重回高考体系,复读、参加高考,这是由现行高考录取制度和大学学籍管理制度决定的。这一操作,在舆论看来是公平、合理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继续坚持这种招生、培养、管理模式,必然影响整体的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只要退学,如不参加高考,就不能继续在国内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会让学生选择退学以及大学淘汰不合格学生均顾虑重重。大学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从严要求学生,提高淘汰率,以我国所有高校淘汰率10%计算,每届学生就有几十万上百万被退学。可能做到吗?

 

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在招生时,由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提高彼此的满意度;在培养过程中,还有进一步的双向选择,在美国,甚至把新生留校率(就读一年后有多少学生选择继续留下来读书)作为评价大学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学生退学后(主动或者被动),可以用当年入学成绩、大学学业成绩,再申请进入其他大学、专业。不需要重回高中复读,参加统一测试,报考学校,一切“从头再来”。因此,不能把高分复读就视为正常,要反思这背后的原因,推进基础教育的生涯教育,以及深化考试招生与培养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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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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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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