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案，一桩接一桩。近日，山东济宁农家女苟晶连续在网上发帖，称23年前疑两次上大学遭顶替。济宁市任城区政府发布消息称，区纪委监委、教育局和体育局、公安局等多部门成立调查组，正在调查此事。

　　这些接连曝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案，并非发生在最近这几年，而是多发生在10年前，20年前。新近曝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案，比农家女陈春秀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时间（2004年）还要久远。山东高校最近两年排查出的242起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也大多发生在2002年到2009年之间。

　　客观而言，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已经广泛用于学生学籍信息管理、高考招生录取的今天，冒名顶替上大学已经十分困难——考生本人在网上就可方便地知道高校当年的录取最低分数，并查到自己被录取的信息，与10多年前，要等拿到录取通知书才知道自己被录取已经完全不同。但是，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依旧牵动人心。

　　社会舆论为何关注冒名顶替案？除了关注被冒名顶替者被改写的人生发展轨迹之外，更关注的是，怎么追究运作冒名顶替的责任，以及铲除当前依旧存在的篡改学籍信息、身份信息，非法获得高考竞争优势的利益链。

　　运作冒名顶替上大学，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也不必冒这一风险。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我国各地的高考平均录取率已经超过85%，在不少省市，只要想读大学，说得夸张一点，就是零分都可以上大学。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学生上大学，目标是读好大学。显然，运作冒名顶替上好大学，在当前难上加难。而篡改学籍信息、身份信息，变一个身份参加高考谋取高考利益的运作，却并未绝迹。

　　“高考移民”就属于这类运作，从高考移民的操作看，要运作成功“高考移民”，涉及违规迁入户籍，违规办理转学手续，给“学籍空挂”学生建立虚假学籍档案，等等。运作成功“高考移民”，绝非学生本人就能做到的，而需要跨省配合。

　　把城市学生户籍迁入农村，伪造学籍信息，以此参加国家农村与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中的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也属于同样的操作。这一操作挤占真正的农村生、贫困生的利益，与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样，属于掠夺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

　　这些运作和运作冒名顶替上大学，有着完全一致的利益链。有的是地方公职人员，为给自己的子女谋取高考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运作；有的则是花钱打通有关环节，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在收受贿赂后滥用职权违规操作；还有的则是通过“中介”运作，有的“中介”机构把运作篡改学籍、身份信息，参加高考获得特殊高考利益视为商机，建立起“权钱交易”的中介平台，进行规模化运作。

　　这类运作，有的属于打政策擦边球，严查起来，似乎并不违规。比如我国有的省份制订的随迁子女参加异地高考的条件是，只要有当地一年学籍、一年户籍，因此，有的人就针对这一政策，提前一年迁户籍、转学籍。堵住这类运作，需要完善有关开放异地高考的政策，既保障真正的随迁子女的高考权利，又打击高考移民。

　　而更多的操作，是违规违法的，这属于权钱交易对高考公平的侵蚀。对于普通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来说，要获得异地高考机会，要经过层层审核，要各种证件，甚至刁难出奇葩证明，如果负责审核身份信息的部门，能如此严格的对待每一个学生，那么，再“天衣无缝”高明的运作，也会被查出存在篡改痕迹，从而通不过审核。但是，从媒体曝出的违规违法运作看，很多运作是很粗鄙的，就是直接伪造信息，但却“逃过”了审核的“火眼金睛”。

　　这是最令公众担心的。负责审核的部门连最最基本的身份信息都不严格审核，还会给公众更多的联想：如果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把平时的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升学录取中，那弄虚作假会不会更普遍？谁来审核综合素质评价的真伪？因此，铲除篡改学籍、身份信息的造假利益链，关乎高考公平，更关乎高考改革的命运。

　　这是排查冒名顶替案的真正意义所在。不能因冒名顶替案发生在10多年前，就轻描淡写。冒名顶替是那个年代权势交易运作的目标，不铲除相关利益链，权势交易运作就会盯着新的高考利益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