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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有责任倡导大学价值观

港媒报道称,香港中文大学六名学生于9月22日夜间,在校园 “百万大道”附近科学馆对出的空地打麻将,期间巡逻经过的保安员要求记录他们的资料。这件事情也惊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近日,沈祖尧在网上撰文《权利与尊重》专门谈及此事,认为此事不是校规或公共空间使用权的讨论,而是责任感和尊重的问题,以至对大学生身份的反思。他质疑六人态度“是否有欠读书人应有的礼貌”,并反问“面对中大校训‘博文约礼’,我们情何以堪?”

其实,沈校长所谈并非深奥,这就是依法治校与大学精神的问题。一所大学,需要依法办学,维护学校秩序,但遵纪守法是办学的底线,大学作为教育与学术共同体,还有更高的道德和精神要求,否则大学也就难起到做社会的灯塔、引领社会的作用。在校园公共空间中,打麻将消遣,没有赌博,行为当然合法,可是,这确非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大学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定,是基于对大学共同体的基本认知而设定的,不在校园公共地带打麻将、不做与学生身份不相符的事,这是约定成俗,变为大学校园的“操守”,如果连这些都需要纳入校规规定,那大学的精神与道德是怎样的水准,是可以想象的。

我更感兴趣的是一校之长对于此事的积极介入和回应。通常而言,这类事务如果发生在内地高校,多半会由学校宣传部门、新闻中心回应,校长不会直接表态。但其实,一所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大学精神与价值的维护,在涉及大学精神与价值的事件上,校长是何态度,极为重要。对于一所大学来说,6名学生深夜在学校公共空间打麻将,貌似小事一桩,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关系到学校基本价值观的大事——处理不好,会影响学校的整体价值认同。

对大学的价值认同,某种程度是对大学和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即作为大学的一员,要接受其基本价值观,当然,这种价值观,是由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价值观和学术价值观,不是某个行政领导的个人价值观。近年来,我国内地高校的教育和学术价值观,颇为混乱,在笔者看来,内地高校校长,对于学校教育和学术价值观的建立,是有责任的。大学校长要敢于对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发声,倡导大学的价值观。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在引导大学生形成大学价值观方面,做得不错,他的多次演讲,受到学生追捧,原因也在于此。随后,也有部分大学校长利用开学与毕业典礼演讲,给学生讲大学精神、社会责任,但总体的感觉是跟风模仿,缺乏针对性,人云亦云。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针对学校的具体事务,谈学校的精神和价值,更会得到学生的认同。这就需要大学校长善于就学校出现的热点事件、争议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

比如,对大学出现的学生逃课现象,最近笔者看到一家媒体刊发一所高职校领导对逃课的看法,认为“在制度层面赋予学生选择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学习时间的自由,容许他们'逃课',才是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改革的方向。或许,他们逃掉了没用的课、不感兴趣的课,节约时间自主学习,反而会有更多、更全面、更具体的收获。"(中国青年报9月26日)这是出自高校领导比较特例独立的声音,即指出学生逃掉的很多课是无用、不感兴趣的课。但是,在制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允许学生“逃课”,而是自主选择课程。即便逃课打上引号,也会被误解,否则,学生按照自己的“无用”判断逃课,学校如何治理?高校校长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从大学价值观出发,应坚定反对逃课,以及更严重的“有偿替课”,但要反思学生逃课原因,提出改革学校课程体系,重视教学投入,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自主选科、选课的学校探索,并听取学生的意见,如何采取改革措施增强学生对学校办学、课堂教学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高校,实行的都是现代大学制度,但就在现代治理框架下,也会有针对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争议,因为社会和学生群体是在不断变化的,大学维护自身的价值观,面临现实的挑战。我国内地高校正在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校现代治理改革,这更需要在建立大学共同价值观方面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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