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是华东理工大学研二的学生，5天前，他在上海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记者调查发现，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新京报5月28日）

对此，华东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张建雨已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学校正在配合政府部门开展调查。并指出，2007年，学校便明确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张建雨做这种事情，是瞒着学校和学院的。张建雨责任的认定要等待工作组最后的调查结果，如果他确实有违法违纪的情况，学校绝对不包庇。”

该校的回应明确的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教师个人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这避免了舆论对教师是不是可以在外开办公司的争论、纠缠。但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直到事发，学校都对此没有任何察觉？难道相关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教师只要“瞒”就可以“瞒”住？另外，这起事件，再一次警示高校，应该明确导师使用导师职权的规范，不能利用导师职权，把所带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或者公司）打工，压榨学生、侵犯学生的合法权利。

近年来，有关学生把导师称为“老板”，“老板”导师把学生作为打工仔，甚至为长期廉价使用学生劳动力，而故意不让学生按期毕业的新闻时有曝光。舆论也一直呼吁高校应该纯净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要明确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一定要与学生所攻读的学位论文研究相关，不能布置不相关的、对学生攻读学位无益的任务。在欧美大学，学校鼓励教授创新、发明，但却对教师在公司兼职和开办公司有明确规定，教师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顾问两年，但之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校当教师，要么去企业；导师也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进行求学经费资助，但是，导师是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布置学生做与攻读学位无关的事的，导师如果布置不相关的任务，将不属于导师职权范围，学生是否愿意做，要听学生意见，导师要按有关劳动法规定给学生合法的报酬。

但是，我国却很少有高校对此进行明晰。这有诸多原因。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还是资源导向，导师能拿到多少课题、项目、经费，是重要的考核指标，教师能完成考核指标，学校对教师的其他表现，也睁只眼闭只眼，包括是否在校外兼职，是否办公司，像这起事件中，学校是明确规定教师不得兼职、经商的，可是，这名导师在外开办公司，给学生的感觉是“更像一个商人，不太关注学生的利益”，却未见学校查处，与之对应，学生也得为导师的项目、课题“服务”，项目多、课题多的导师，在学校里是“红人”，而把学生作为“打工仔”的现象就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办学变得十分功利，理清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哪些是导师职权范围内的，那些是越权的，就比较困难。尤其是，我国没有规范的导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可以针对导师超出职权的行为，提起申诉，然后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导师履行导师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导师违背导师伦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由于导师职权缺乏监督，学生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渠道，导致学生相对于导师，就处于弱势。一些导师可以利用导师职权要挟学生。

甚至在有的高校，还出现学生因忍受不了导师的“盘剥”，提出更换导师，可是，这合理的诉求却很难得到积极回应，只要这名导师不同意更换，其他导师就不太可能接收这名学生，而且，提出更换导师的学生，还会被议论处理不好导师关系。考虑到如果更换不成功，影响到自己的学业、学位，一些被侵权的学生，只有忍气吞声，这也助长导师的气焰。

这是极为不正常的导师和学生关系。这扭曲了师生关系，也败坏教育和教师的形象，影响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对此，应该调整由学校行政部门制订教师考核标准、实施教师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从关注教师获得多少资源，到关注教师的真实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与此同时，要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在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对教师在教育和学术活动中，违反规定、侵犯学生权利和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处理，这样的管理、评价、监督体系，才能规范导师的职权，也才能让导师和学生关系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