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深圳大学已完成《深圳大学条例》的立法草案，下一步将继续修改完善。经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它或将成为国内首部专项高校立法。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宇扬一行赴深大召开了《深圳大学条例》立法进展调研会。
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大学条例或者大学章程，这是确保条例（或章程）有法律效力，让条例（或章程）成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最高宪章的重要途径，此前，在国家教育部的推动下，我国一批大学已颁布大学章程，但客观而言，由于大学章程由学校内部起草，然后提交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颁布，其性质还是行政规章，而非法律文本，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在章程颁布后，学校的办学、管理，并没有多大实质性变化。
对于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权之后（在国外指特许状），章程主要解决大学如何自主办学的问题，即理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只要行政部门审批，也有法律效力。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大学当前既存在学校没有合理的现代治理结构的问题，更存在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而且，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比较严重，如果大学条例（或章程）只有学校内部制订再由行政部门审批，无法解决落实办学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条例（或章程）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确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权责边界，同时推进、监督政府部门依法放权。
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并一直呼吁应该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发达国家大学制订大学章程，也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立法（由议会审议）制订，这针对学校没有明确自主权的情形，二是由学校董事会起草制订，这针对学校已获得明确自主权的情形。我国于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高校有包括招生、教学、学科专业设置等7项办学自主权，但落实学校这些自主权，十分艰难。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还是“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很显然，针对我国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的现实，为顺利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只有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才能通过广泛的利益博弈，明确政府在办学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表面上，政府部门称大学拥有招生、教学、科研、财务的自主权，可具体到现实，没有一项自主权落地。另外，这对于推进学校内部去行政化也十分重要，以行政力量主导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改革，很容易陷入悖论，近年来，一些高校也在校内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可核心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行政之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并不独立运行，负责学校教育与学术事务的管理，而是沦为摆设，这也需要广大师生、社会力量参与，才能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架构，切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事实上，早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时，深圳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就提出，要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南科大章程，并把这作为南科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章程还没有影子（只有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而深圳大学条例完成立法草案，这令人欣喜，这表明，寻求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大学条例的探索并没有因遇到阻力、困难，而退缩，如果深圳大学条例能通过立法程序颁布，明确政府作为公办大学举办者的责任、权力，以及大学拥有的自主权，理顺政府管理学校、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那么，这一条例的制订，将对我国其他高校制订条例和章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改变我国目前普遍以行政规章方式制订大学章程的陈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