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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悖论背后是伪改革和反改革

最近,一家智库的研究者提出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大悖论,诸如一方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推动学生学习减负,另一方面依旧高举高考指挥棒不动摇;一方面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却总是用唯一答案和统一思想禁锢学生的独立性思考和审辩式思维。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也指出,中国教育有八大悖论,包括一方面规定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小学低年级不留作业,另一方面教师又布置了许多家庭活动,甚至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完成,许多家长觉得苦不堪言;一方面学校减少了学生的家庭作业,另一方面家长又送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学生负担日益加重。等等。

中国教育的悖论,简言之,就是教育口号和教育实质的问题,在教育“理念”上,我们不缺宏大的教育口号,但在教育实践中,却完全反教育理念而行,过去20多年来,基础教育一直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却踏踏实实;高等教育一直梦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流创新人才,可大学却日益行政化、功利化。

根源在哪里?不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教育——如果没有认识到,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心动的教育口号和教育理念,而是教育口号成为了教育利益的遮羞布,教育悖论的背后,是教育改革被行政和利益因素绑架,变为伪改革和反改革,没有解决原来的教育问题,反而使教育问题更加严重。

近年来,我国学校师生已产生某种反改革的情绪,一提改革,很多老师、学生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又来折腾了。其实,师生们最初也是欢迎改革的,但现在,改革都是以良好的初衷出发,可结果却是发展到比改革前还糟糕的局面,比如,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改革,有教材改革、课程改革、作业改革,可是,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应试教育负担有增无减,就是学校减负,可校外却增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并没有从本质上着手,在核心利益上反而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威。师生们反对的是这种虚假的改革,而不是动真格的改革,可惜,近年来鲜见动真格,从根本上调整教育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改革。

我国的高考改革,令人眼花撩缭乱,可是分析全国各地的改革,都只做了科目的调整,但在核心权力、基本录取制度上,却从来没有撼动过录取制度,即便是自主招生改革,也是以教育考试院掌握投档权,一名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为前提;在高考录取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在基础教育领域,行政部门推动中小学进行教材改革、课程改革,这除了制造改革的政绩外,丝毫没有扭转应试导向——按高考科目总分录取的模式就摆在那里,谁都看得懂这一改革有无诚意,在高等教育领域,行政部门则通过行政工程、计划的方式,把大学进一步分为三六九等,通过高考录取制度成功地把高分和高层次大学、高素质人才划上等号,进而把所有学生、家庭牢牢地绑在应试教育战车上。

包括减轻学生负担的行政文件,最终都是以再次强化行政权威为结果。针对下发的文件,行政部门要对学校执行减负进行检查,而行政检查,也就增强行政的权威。很多时候,舆论会为政府发文治理教育乱象叫好,可是,我国既然有教育法律法规,那么就应该依法治教,不必由行政部门反复下发文件,不依法治教,才是我国教育的乱象之始。另外,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最重要的是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不能行政部门动辄以各种理由去干涉学校办学,对于行政部门发文件、通知要求学校该做什么、怎么做,学校和社会舆论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才是。——这哪是给学校办学自主权,分明就是政府直接在办学。

教育的口号,大多是行政官员喊出来的,而教育的实际运作,也是行政部门在操作,教育口号和教育实质的巨大差异,只能说明言行不一,在光鲜的口号之下,行政逻辑和利益逻辑在支配教育的运行。我国教育要走出悖论,做到知行合一,就应该把教育改革的权力交给大众,由公众参与教育改革决策,再监督行政部门放权,以此推进教育改革朝达成共识的方向迈进。比如高考改革,就应该坚定推进招考分离;中小学管理改革,就应该实行民主管理;大学教育与学术管理,就必须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没有公众参与,只有行政部门自说自话的改革,就会只有其形难有其实,改革难以突破既得利益,反而为既得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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