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2015年的中国教育改革，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既定改革目标实现了稳步推进，但在关键领域还缺乏实质突破，改革受现实利益因素影响还存在诸多局限。

　　比如高考改革，虽然按照2014年国家颁布的高考改革实施意见，我国率先进行高考改革的浙江省和上海市，到2017年才有第一届新高考的毕业生，可是，国家确定的一些高考改革措施，诸如大幅减少高考加分分值和项目、将自主招生调整到高考之后、部分地区减少高考录取批次等，在2015年已经开始实施。而上海高三学生，在2015年高考中，有一半报考了改革之后的春季高考，浙江高二学生，已在2015年进行科目选择，并参加了第一次学考、等级考。总体来说，高考改革给学生带来了更大选择权，但是，还有必要在录取制度上进行进一步改革。只有打破按计划集中录取的方式，才能实现高考改革所期望的推进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以及促进大学科学选材的价值。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情况类似。2015年，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很优异，名次提升不少。国家也推出了统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方案，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这被舆论称为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2.0版。根据新的总体建设方案，我国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解决此前在985、211工程建设中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不足的问题。这看准了问题，但要把大学的活力释放出来，还取决于政府部门进一步放权，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按照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我国最近几年来一直在推进教育放权，包括取消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不再对大学设立研究生院进行审批等，这迈出了放权的重要步伐，接下来，还需要推进涉及核心领域的权力下放，尤其是人事权和财权。

　　在2015年岁末，教育部决定取消对民办高校校长人选审批，这是一个进步，但还应该继续在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方面，加快步伐。 在义务教育领域，公众最关注的话题，莫过于择校热。教育部在2015年要求19个大城市做到公办小学100%就近免试入学，初中90%划片对口入学，并准备在此基础上，把“划片入学”推广到全国。从技术手段分析，实行“划片入学”，确实可以提高就近入学比例，但是，要说这能从根本上治理择校热，则是不顾现实的虚夸。在实行多校划片入学之后，不少地区出现了“学区房”热，这是由于学区和学区之间，存在办学质量和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不缩小，择校热就很难缓解，只不过从择具体的学校，演变为择某一个学区。治理择校热，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要求适龄学生就近入学，只是治标，而治本之策则是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以均衡为首要原则，配置学校资源，提高薄弱学校的办学质量。 而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方面，2015年最重要措施，莫过于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标准，以及提出学费随学生走的新政策。这可让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享有同等免除学杂费、书本费的权利，同时有利于解决随迁子女的城市入学问题。

　　然而，必须意识到，这只是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条件的一部分。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最大的差距，在于师资待遇，而缩小师资待遇差距，甚至让乡村学校的教师收入高于城市地区，才是最有力的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举措。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大程度强化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而事实上，如果没有省级财政统筹和中央财政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我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标准，学费随经费走，也很难实现。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再往前走，都是必须啃硬骨头的改革，涉及教育权力和利益的调整，这需要有更大的改革勇气，同时要探索建立新的改革机制。从改革效率看，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改革，效率是比较高的，但从改革逻辑分析，要调整教育权力和利益，不能仅由目前的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改革，而必须把教育行政部门也作为改革对象，要求其转变职能，放权给学校，服务学校自主办学。这就需要新的改革机制与之配套。要把教育改革纳入立法程序，由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立法进行教育改革。这一方面可以把各方意见呈现在审议、决策中，使改革的顶层设计更科学、合理；另一方面，可促使行政部门依法放权，推动改革实现实质性突破。2015年，全国人大启动了对教育法律的一揽子修订审议，并颁布了新修订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这就为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改革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