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空前重要的地位。此后，供给侧改革，引起经济界的广泛关注，笔者注意到，教育领域，也有领导提出重视“供给侧改革”。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提法、概念，而应成为实际的改革行动。

解决我国很多教育的老大难问题，早就应该重视“供给侧”改革，而不仅仅是治理需求了。近年来，我国治理教育问题，总是做学校和家长的工作，给学校办学下达禁令，用规定限制家长（学生）的需求，但却不从根本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评价制度上进行改革，结果导致教育问题越治理越复杂。

治理择校热，就是典型的治理需求，而不重视供给侧改革。近年来，各级政府治理择校热的基本做法是禁止学校跨区域招生，限制家长择校，即所谓的划片就近入学。从表面上看，这可以缓解择校热，但是，由于学区与学区、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条件差异，实行就近入学之后，学位房、学区房价格飙升，家长以购买学位房、学区房的方式继续择校，这让择校的成本进一步增加，也加剧家长的择校焦虑。而为了限制学区房价格飙升，有的地方政府想出的办法是进一步限制需求，其做法是，规定购买学区房的年限和面积，低于某一面积和某一年限，就是购房入住也不能就近入学。这一规定，严格说来，是违法的，但政府部门的理由是为治理择校热，“不得已”。

这真是“不得已”吗？治理择校只管住需求方，而不考虑供给局面，就如只堵住下游，而不管上游，这迟早是会“决堤”的。有效的治理择校热的措施是，调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改善、提高薄弱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条件，尽力缩小各校、各学区间的办学质量差异。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而之所以政府部门不愿意做，是因为调整资源配置模式，要触及既得利益，而在目前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格局下，有的政府教育部门还把不均衡作为重要的“资源”——存在不均衡，就会有有权有势者来求教育部门，而在行政治校的环境中，官员的子女进好的学校求学，并不是什么难题。

只管下游而不治理上游的现象，在教育领域可谓比比皆是，比如治理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以及在目前高考制度下推进高考公平。为让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我国出台师德规范，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地方教育部门明令禁止中学不得公布升学率、宣传升学率，可是，却不分析是什么让基础教育学校围着应试指挥棒转，以及学校为何会重视升学率。造成基础教育严重应试化，学校追求升学率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升学考试采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以及对学校实行行政治理，一些地方政府就用学校的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在这样的教育制度和办学环境中，素质教育显然只是口号。

我国开放异地高考，是推进高考公平的重要举措，可是，这只是局部推进高考公平。目前实行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就让各地的高考录取不公平。要实现全面的高考公平，就应该改革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考试，每个考生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报考，再用统一测试成绩去自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接受申请并评价录取，如此一来，高考按户籍报名的制度将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不攻自破，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变为自由高考。

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巨大效应。但是，实行供给侧改革，却面临严重的阻力。像调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这需要由政府部门主导教育财政拨款，改为设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这要求政府部门交出拨款权，除此，还要在社区建立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学区教育发展战略制订，监督学校办学，这要求政府部门从直接介入学校办学，转变职能服务办学。至于高考改革，要打破单一分数评价、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本质要求教招考分离，即政府部门只负责宏观管理，要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赋予大学，让考生有考试选择权，这是一系列的行政放权过程，可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权吗？说到底，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改革，只有坚定改革现在的教育计划体制，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才能解决我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