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法》此次修正，回应了社会舆论对考试作弊入刑的关切。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与此同时，供作弊器材，非法出售或考试的试题、答案，替考等作弊行为，也都入刑，依照刑法规定进行处罚。

笔者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此前呼吁出台《考试法》的声音变弱了。道理很简单，由于《刑法》已经明确考试作弊入刑，在很多人看来，再出台《考试法》似乎就不必要了。其实，这是对《考试法》作用与《刑法》功能的误解。修订《刑法》是解决考试作弊入刑的问题，出台《考试法》的重点则是理清政府、考试评价组织者、考试参与者、考试评价使用者的权责关系。

长期来，由于考试作弊猖獗，而处理考试作弊，面临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尬尴，因此，舆论一直呼吁出台《考试法》，很多人也把出台《考试法》的重点，集中在打击考试作弊上。按照这种思路，现在《刑法》已将考试作弊入刑，也就不需要专门的《考试法》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呼吁，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依照我国的法律体系，出台一部《考试法》，是不可能将考试作弊入刑的，就是出台《考试法》，在这部法律中，明确考试作弊行为严重，触犯刑法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得先修订《刑法》，将考试作弊入罪。

所以，出台《考试法》的重点，从来就不应该是治理考试作弊——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这是修正《刑法》才能做到的事——而是推进考试评价改革，把考试组织、评价、使用，纳入法律框架治理，而不是现在这样，由行政部门出台规定，由行政部门主导考试组织和评价，使考试评价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一些地方的中高考，就经常变化，令考生充满焦虑，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考试法》，明确公民的公平考试权利，给令社会困惑的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一个明确的说法。依照《宪法》和《教育法》，我国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进而，升学考试由政府部门按户籍报名，设定报考身份条件进行严格审核，是会引起侵犯公平平等权利的质疑的。

我国从去年起开始推进高考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让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促进高校科学选才和高考公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推进影响甚广的高考改革，并没有通过立法路径，仍旧是行政发文、启动改革，这让改革缺乏足够的法律效力，和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改革精神不符，在日前教育部召开的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一些地方对当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主要表现为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推动改革的措施还不够到位，加强条件保障工作力度还不够到位，多样化科学选才的改革还不够到位（京华时报11月1日），这反映出行政推动改革的弊端，即需要依靠行政自觉来保障改革的效果，而不是将改革作为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责。

出台《考试法》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明确考试改革的程序，以及按照招考分离的改革要求，界定政府、考试组织机构、招录机构（大学和用人单位）、考生的权责，以此落实考试社会化改革、学校自主招生权、用人单位人事权、考生平等的考试权利。换言之，《考试法》是一部明确考试权力和权利的法律，而不是只处罚考试作弊的法律，处罚考试作弊，当然是维护考试安全和公平的一部分，但保障考生的平等考试权，推进考试社会化，是和处罚考试作弊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试议题。

必须意识到，在考试由行政部门垄断，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考试组织者对考试安全、考试评价质量和服务，是不会特别在意的，因为这不会影响考试的地位，其地位和权威性是行政赋予的，甚至可能会掩盖考试中出现的作弊行为（近年来国考中的作弊大都由媒体曝光，在曝光之后，考试组织者才调查，而且有诸多不情愿，担心作弊行为影响“形象”，这和国外考试机构主动清查作弊，维护评价的公信力，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这种考试组织机制不变，就是作弊入刑，也难以严厉治理——对于考试作弊问题，按理，应该第一时间，就由司法机关加入调查，根据独立调查结果，依法追究责任，但依照目前的考试组织机制，很可能先由考试组织机构组织调查，然后再根据其调查结果，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一些涉嫌犯罪的考试机构内部人员，因这种内部调查，就很可能逃脱惩罚，这也是近年来考试作弊被轻描淡写处理的重要原因，严格说来，对于考试作弊，原有《刑法》中，也是有相关条文可适用的，包括泄露国家秘密罪（出卖考题、答案）、破坏公共秩序罪（破坏考场秩序）、渎职罪（放松考场监考）、受贿罪（收受好处给考生作弊便利）等，但因先由教育考试部门内部调查，结果把本该由法律严惩的行为，以行政处理替代，纵容作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