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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深圳大鹏新区葵涌二小英语教师袁老师却无法返回工作了11年的教师岗位,她与另外7名临聘老师日前被学校以投票淘汰制的方式表决后解聘。校方与大鹏新区对解聘的决定表示无奈,称由于执行控制临聘教师比例的相关规定,深圳市有数百名临聘教师在此轮整顿中被解聘。因没有编制带来的临聘教师工资福利低、随时面临清退等问题,成为阻碍各地落实教师待遇的一个“顽症”。

对于此次辞退临聘教师,深圳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在深圳的宝安、龙岗、龙华、大鹏等区,由于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但不可能按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配足教师,因为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和升级,当地的入读子女会大量减少,从而产生教师闲置。因此临聘教师的需求缺口非常大,临聘教师的比例不断攀升。这貌似合理的解释,却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当地政府并没有把随迁子女的教育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缺乏对随迁子女教育的系统规划,还是以应急的态度解决随迁子女求学问题;二是政府使用临聘教师,同工不同酬,实则是为了节省教育开支。如果临聘教师的待遇和正式教师待遇一样,当地学校还会聘请临聘教师吗?

临聘教师,说白了,就是代课教师的“变种”,深圳这起临聘教师解聘风波,背后的真实问题是,深圳还有大量的代课教师——据报道,深圳市全部代课教师总量近万人,其中,宝安、龙岗、龙华、大鹏四个区的临聘教师占在编教师的比例已经超过30%,部分学校临聘教师的比例甚至超过60%。违反广东省教育厅、财政厅、人事厅联合颁发的《广东省中小学教职员编制标准实施办法》中“因进修、病产假、支教等临时聘用不得超过在编在岗教职员总数5%”的文件精神。在笔者看来,存在这么大规模的代课教师,表明当地政府没有履行教育投入责任,还以代课教师(或临聘教师)来应付教育,要么有编(制)不补,要么缺编却无编可补。

全面解决代课教师问题,正确的思路是,对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转正”,对不符合条件的进行转岗或者清退、赔偿。在现有编制不足时,利用稍长时间逐渐消化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转正需求,深圳最初的做法是正确的,对近2000名临聘教师进行“冻结”,即不再招收新的代课教师,在有事业编制时,对符合条件的临聘教师进行转正,可是,此后,深圳却又大规模招聘临聘教师。此举有两大疑点,一是深圳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更多教师,那么,深圳市政府是否投入足够的编制,是不是没有任何新增编制,完全用临聘教师来对付教育的发展?二是如果有新增编制,为何这些新增编制,不能用于解决最初的2000名临聘教师的转正问题?也许政府部门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合格,可如果他们不合格,为何以前长期聘用他们?

不管没有增加编制,一味招聘临聘教师;还是增加了编制,却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说明当地政府没有依法保障教育投入,这是和深圳的城市地位、形象严重不符的。而与深圳类似的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一定程度存在。事实上,我国之所以存在代课教师现象,以及在清退代课教师之后,又出现临聘教师、合同教师(把清退的教师再聘回来任教,就是有编制也不补),就是地方政府想廉价使用代课教师,“节省”教育投入,结果导致同样做教师工作,但代课教师、临聘教师,却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严。

深圳辞退工作10余年的临聘教师,和此前清退代课教师的情形完全相同,理由都是按政府规定清退,比如,这次大鹏新区葵涌第二小学有临聘教师30人,占事业编制的41.1%,因此,按规定清退部分超比例的临聘教师是严格落实上级相关政策规定。表面上,当地教育部门是依规定行事,可是,却需要讲一个前因后果,如果政府不违规招聘那么多临聘教师,会有现在的清退吗?再者,这些规定,就是政府部门自行制订,完全不顾代课教师、临聘教师的意见,可以预见,在这次按规定辞退临聘教师后,深圳还可能继续再招临聘教师,再过一段时间,再对临聘教师进行清理。

这或许是节约教师编制开支,“巧妙”使用临聘教师的“如意算盘”,可这算盘打到“百年大计”之本的教育身上,太短视,也太功利,这会影响教育的长远发展,也会影响城市和社会的未来。其实,用传统的计划编制方式来管理教师,已经跟不上新时期的教育发展——地方政府在额定编制时总会慢半拍,由此出现空挂编制、缺编等问题,而与缺编对应,学校为维持正常教学,就必须招聘临时代课教师,导致这些教师与正式教师用工不同酬,制造不平等、歧视,而且还滋生其他教育乱象,比如,由于这部分代课教师的费用,不是按编制拨付,有的就由学校想办法解决,学校所能想的办法,就是乱收费(包括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捐资助学费等),而政府部门也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长远看,政府部门必须改变这种按编制管理学校教师的做法,应给学校更充分的用人自主权,也不能再把教师分为在编、不在编,而应该根据教师职务、岗位,对教师进行管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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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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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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