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针对高职院校不安于姓“职”，一心想往“高”发展，忽视技能教育，重视数学、外语，把升本率作为重要办学目标的报道，引起社会对高职办学定位偏差，染上“高烧”症状的关注。

其实，高职“高烧”已不是什么新闻，媒体的报道，不过是再一次向社会公众呈现当前高职办学所处的尴尬地位，希望让高职“退烧”，健康发展。可和以前历次针对类似问题的报道所引起的舆论反映一样，针对“病症”，与之相关的各方，不是从自身的责任出发，为“退烧”尽力，而是互相指责，是谁造成了“高烧”，都把自己的责任变得次要，甚至完全推卸责任。按照这种态度来应对高职“高烧”症，将难找到治疗的办法。

高职院校办学者认为，“高烧”是不争的事实，可学校办学者有说不出的苦衷，不追求上层次，不提高专升本率，学校将很难生存。在地方政府看重学校的层次、受教育者在乎高学历的当下，一心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高职院校，恐怕在还没有办出特色之前，就被淘汰了，学校领导会被上级部门换掉——所谓不换脑筋就换人，受教育也会抛弃学校，你能教給学生过硬的技能有什么了不起，更多受教育者希望拿到的是高文凭。

高职院校办学者把“高烧”的责任，推给了政府和社会，可政府和社会并不买账。针对高职院校追求上层次，政府官员批评是学校办学者急功近利，总想尽快出政绩，因为提高学历层次，比培育学校特色，在目前更容易些，有一些校领导，就把在自己任期内，将学校升格为本科，或者至少和本科院校合作办学培养本科生，作为任期目标。这种观念不变，纵有政府部门要求学校安于定位，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国家不是已经制订战略，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教育吗？有多少地方本科院校心甘情愿转？因此，要“退烧”，该从高职院校自己做起。

关注高职院校“高烧”的社会舆论，则把“高烧”的病因，主要归为政府的政策导向与学校的办学理念，却忽视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国民心中，有多少人，把高职视为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一样地位和价值的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来是和普通高等教育平行发展的类型，可在我国社会，这变为一个层次，而且，扮演着对受教育者进行“分层”的功能，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往往会被贴上“差生”、“低人一等”的标签。在我国社会，时下流行的观念是阶层流动，舆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名校、接受精英教育，才有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人上人”的可能。可以说，所有持有这类观念的人，对高职不进行职业教育，而想着进行通识教育、精英教育，都有责任。换言之，高职“高烧”，是我国社会学历高烧的症状之一。

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治理的，单把责任推给高职院校，高职院校难以自愈，而高职院校不反思自身原因，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和社会环境，而且，以政府和社会的原因，为学校不安于定位找借口，那“高烧”症状很可能愈发严重。必须意识到，高职“高烧”既是学校病，又是教育病，还是社会病，这需要学校、政府、社会共同治理，不能互相推诿。

在笔者看来，政府自上而下的系统改革和学校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推动，是让高职院校“退烧”最关键的两方面。对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已制订整体方案，问题在于，在关键领域，还有待突破，按照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政府必须把办学自主权和评价权放权給学校和社会专业机构，但目前看来，放权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还用传统思路管教育、介入学校办学，严格说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办学，是政府在办学，学校没有自主权，所谓高职“高烧”，在一些地方，是办学和学历教育“大跃进”。要退烧，需要政府把伸得过长的手缩回来。

高职院校，则要改变传统的等靠要办学思维，尤其是等政府指令办学。对于高职存在的问题，高职办学者要意识到，主动面对才能赢得主动，国家改革方案，目前推进比较缓慢，但改革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学校在办学时，出于眼下的功利目的，还是继续以前那一套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这些学校很可能被“高烧”“烧死”。其实，高职院校的作为，也会影响到政府的放权。当前，政府不放权的一大理由是，学校没有自主办学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健康的办学理念，如果学校能提高治理能力，这也会促进政府放权。

高职的“高烧”，和其他教育问题一样，都是目前教育管理制度、社会舆论和学校办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而不能各说各话，推卸自身责任。我国的高职“高烧”已经烧了很多年了，可还不见退烧迹象，对于“高烧”现象，每一次讨论，都是政府、学校各执一词，讨论之后，问题依旧，最终受害的还是高职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