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研究生招生62.13万人，比上年增加0.99万人，增长1.63%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721.40万人，比上年增加21.57万人，增长3.08%。

我国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是，在2009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4.2%基础上，2015年达到在学总规模3350万人，毛入学率35%，2020年达到在学规模3550万人，毛入学率40%。现在看来，我国已经提前至少5年实现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超过2020年的目标3550万，只是由于适龄人口统计的偏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没有达到20%。

这并非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反而更人更加忧虑:在扩招遭遇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质疑之后，我国高校的扩招速度并没有降下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但我们需要的是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而不是只是贴着高等教育标签缺乏内涵实质的大众化。在提前五年实现2020年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应切实把发展高等教育的速度降下来，不能再追求数量、速度而忽视质量建设。

在过去五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3.3个百分点，这样的增长，难免令人担忧，这样的增长能保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吗？其实，早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时，社会舆论就质疑，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是不是太高，高等教育是不是还要大扩招？当时，教育部门的解释是，毛入学率增长到40%，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适龄学生减少，就是保持招生人数不变，毛入学率也可自然增长到5个百分点以上，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在10年间总共只需增加20%即可。但现在看来，仅仅5年不到，规模已增加20%。这表明，过去五年间，高校扩招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

虽然人才培养质量遭遇质疑，可高等教育却在扩招惯性中，速度降不下来，个中原因复杂。一是地方政府还有举办本科院校（或升格专科院校）的政绩追求，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24所，比上年增加36所。其中，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02所，比上年增加32所。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含独立学院292所)，比上年增加49所；其中，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70所，比上年增加25所。这些本科院校大多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兴办的，而举办之后，必定有新的招生计划，这促使招生规模增加。另外，高考录取的一本率、本科率，也是各地追求的目标，而采取扩大地方本科院校规模的方式，来提高本科率，无疑是捷径。

二是高校为维持生存，不愿减招。针对就业情况不好的专业，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减招或停招，可是高校却不愿意，因为减招和停招，会直接影响学校的学费收入，（对于民办院校和独立院校来说）进而影响学校的生存，以及相关人员的饭碗。我国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办学，一直走规模办学路线，有着靠大规模招生维持办学的需求。
三是为补偿高考公平，提高不发达、贫困地区的本科率和名校录取率，我国一些本科院校增加了招生计划。本来，重点大学增加对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的招生名额，以及一些省属高校增加对农村生的招生计划，这应该在总招生计划中调拨，但是，调拨牵涉到各地高考利益平衡，通常，为避免减少一地的招生计划（录取比例）所产生的矛盾，高校会在原有计划基础上新増计划，把新増计划用于补偿高考公平。这势必带来新的问题，高校这样扩大招生规模，和学校办学定位吻合吗？能保障培养质量吗？如果一直补偿下去，规模是不是一直扩大？

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已被诸多现实利益因素“绑架”，扩招带来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政绩，各地录取率提升，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质量问题远比数量问题重要，高等教育必须控制发展的速度，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求发展。这就需要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责，把政府规划引导和学校自主办学结合起来。这也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从重数量到重质量建设。

一所大学，确定怎样的招生规模，说到底是大学的事。政府部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宏观调控，通过政策和信息，引导学校合理确定招生规模，而不是把行政意图强加給学校。学校在自主办学确定招生计划时，不能就由行政部门拍板，而必须广泛听取师生意见，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社会需求进行充分论证，否则，如果只考虑现实利益，一味扩招，大学会模糊办学定位，缺失办学特色，也难以保障质量。